2010綠島．和平．對話

2010綠島人權季－社區工作坊參與心得
2010-09-15

文／周幃羿

　　綠島在不同的時期存在不同用途的監獄，也有不同的管理方式。現在綠島上剩餘最完整的政治監獄是綠洲山莊，它完整地保留下監禁政治犯的空間和各種設計。參觀這類的牢獄是沈重的事情，每一個房間、每一塊磚和字體都透露著壓抑的氣氛。最為難以承受的，是它們所囚禁的對象。怎麼樣也想不透，原本應該是自由地在腦袋中活動的思想，如何能夠被控制？原本應該是最隱密且抽象的思想，如何能成為具體可見的罪行？



綠洲山莊圍牆已斑剝的反共標語。（曹欽榮 攝影）




　　在人權園區裡，我看著圍牆上宣揚著反共意識的斑剝文字，看著層層被監控著的牢獄，看著老照片裡的面孔，以及岩石山壁上的毋忘在莒，感到荒謬卻又害怕。只有走到放封空間中，可以抬頭看著藍藍的天空，才勉強有一點「幸好已經過去了」的透氣感。不過，隨即我又想起：真的已經過去了嗎？

　　綠洲山莊直至1987才停止關押人犯，那時，我已經出生，甚至開始懵懂世事。而台灣最後一位獲得釋放的政治犯，則是1990年才重回社會的王幸男。2010年的今天，距離1990，也才20年短暫的光景。這些建築物還未傾頹，許多受難者還奮力地站在面前訴說著他們的故事，所有的一切，都提醒著：白色恐怖其實並不久遠。

　　至於白色恐怖所造成的影響呢？是否已經離我們遠去了？

　　白色恐怖不單只是一個才剛落幕的歷史事件而已，它以生命陰影的形式不斷地纏繞著受難者以及他們家庭。8月30日那天，受難者陳深景先生拿著麥克風，說出自己生命中的創傷。由於他藉著出國表演的機會見了海外台獨人士，並且拿了相關的文宣與書籍，因此被控叛亂罪，處以無期徒刑。由於國家強制地剝奪了他的自由，他受迫離家被囚禁，無法擁有家庭生活。因為父親是政治犯，整個家庭遭受社會的歧視，兩個女兒也怨懟父親在他們成長過程中的缺席，最後，蔣介石的去世讓陳深景先生減少為15年有期徒刑，但他出獄以後，再也無法回歸原本應有的完整家庭，三個女兒各自成家，也不願意與父親往來。會後，我與陳深景先生進行很短暫的交談，他說來到人權園區想到很多往事，即使來了很多次，感覺依然很濃烈。語罷，他噙著淚水，似乎是很用力地在控制它們不掉出眼眶。

　　對許多人而言，「忘記」是處理痛苦的最好辦法。不過，陳深景先生卻是鼓起勇氣面對過往的苦難，不斷地來訪這個造成他傷痛的島嶼，重新身處於曾經剝奪他自由與人生的牢獄，一次又一次地講述自己的故事；他當然不是為了要遺忘才這麼作，他為的是「記得」，是要我們記得他們的故事。

　　白色恐怖是數千個悲傷故事所組合起來的，交織了無奈、憤恨、壓迫與抵抗。縱向來看，那是台灣歷史的轉換：從日本殖民中脫離，又進入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相對抗的國際情勢中，台灣雖然改變了統治者，但社會承載著日本文化和教育下的特徵，在與國民政府的落差之中，以鞏固政權和維持自由與共產主義的分裂中，台灣社會成為被猜忌和清掃的對象。

　　在這樣的歷史結構中，白色恐怖的橫切面是國家與社會短兵相接的殘酷。社會希冀和平與進步，但國民政府只想運用高壓來穩定政權，政府上位者透過高度的權力進行菁英與異己的掃除，製造了難以計數的創傷。

　　透過對白色恐怖的瞭解，權力的危險性被赤裸地揭露出來，而且，也提醒了我們這項悲劇可能隨時降臨在我們身上。

　　因為，白色恐怖從未遠去。即使受難者的刑期結束，情治單位依然持續的監控和擾亂，阻礙受難者回歸正常人生的道路。這項監控顯示國家對於人民的騷擾並未結束，只是換種方式持續的控制人民應有的權利；而這項權利本應該是國家賦予保障，而不是將它限縮和剝奪的。而且，這類監控不只在存在政治受難者之中，實際上是真實地存在我們生活之中。例如2008年野草莓運動，要反抗的即是在中國政要訪台之時，警察做出多項違反人權的行為，像是任意沒收私人物品、強制關閉唱片行播放的歌曲等等妨礙自由的行動。

　　國家的力量一直都存在，他們擁有合法的軍隊和警察，在某些較為黑暗的時代裡，還擁有審判的力量。國家的統治與社會的自主是相對的力量，任何一方的擴張都會影響另外一方的勢力消退，白色恐怖即是國家大幅入侵社會生活的殘酷過程。

　　白色恐怖中所留下的人權園區，不僅是帶著悲傷的紀念，它更是一個令人不愉快的存在。它將權力的危險、禁錮的歲月以及受難家庭的悲傷給具象化，突兀地矗立在藍天清水的美麗綠島，不斷地把自身作為警醒，時時刻刻提醒世人這項年輕的歷史。提醒我們不僅要記得這些故事，更要警覺現在的自由得來不易，要記得權力張牙舞爪時候的恐怖，所以要對權力戒慎地監督，永遠不可以輕忽怠慢。

於 11:26  

標籤： 1.系列活動, 社區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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