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腳印相疊
2010-09-09
—My Historical Journey on Green Island（下篇）
文‧圖／蕭伶伃
跨越時代的寂寞
海水包裹住政治犯妻子的愛情，也傳遞了受難者的思念與期盼。1970年，台東泰源監獄事件，國民黨政權於新生訓導處西側蓋起「綠洲山莊」，決心將思想犯統一集中高壓管理。與新生訓導處時期不同的是，監獄圍牆不再是由低矮的咾咕石堆砌，轉以高聳的水泥牆阻隔海水的視線。看不見海的姿態，卻聽聞浪潮的拍打聲。生性質樸浪漫的蔡焜霖（註1），於新生訓導處時期，便曾於晚上一邊聽著海浪拍打礁岩，一邊想起家鄉的戀人與親人。想著想著，便唱起了海洋戀人之歌：「聽那海水的呼吸，充滿了柔情蜜意。」在與F從園區漫步回民宿的路上，我聽著潮水拍打沙灘的聲浪，心中盪起蔡焜霖前輩那略帶羞赧的歌聲。
▲由左至右：張大邦前輩、陳銘城老師、盧慶秀長輩。
因為紀錄片的拍攝，趁著第一晚，我與工作夥伴F，C一同從位於公館區的民宿走向「第三大隊」展示區，俏皮地以為自己是去探視正接受採訪的郭桑的班。第三大隊的展示內容以受難者在新生訓導處時期的生活實景為主。這是第一次在夜晚步入新生訓導處的遺址，一切都顯得不太真實。我望著攝影機螢幕上的郭桑，嘗試將一旁牆上他那20多歲時桀敖不馴的相片連結起來；看著展覽區的小提琴，想像陳孟和前輩在油燈下細心的雕刻這把精緻小琴，只為了送給尚未謀面的外甥女的心情。夜色寧靜，我坐在展區的小板凳上，揣想自己如果早生個60年，會不會在軍法處屈打成招？還是當個堅持信念的政治犯？或是，做個堅毅的妻子？坦白地說，心裡頭沒有個底。每個人的身體裡，總有個膽小的自己，比任何時刻都誠實的，害怕被凌遲對待給誘引出洞。
在這座遙遠又孤立的小島，政治犯用自己築起的石牆囚禁自身。不能想像那是怎樣的寂寞。在這巨大的哀愁裡，蘊藏著社會的、家庭的、與自身生命的隔絕。綠島是座美麗又富育南島文化的島嶼，儘管於日治時代便擁有浪人監獄，但仍掩飾不了島嶼上豐沛的生命力。你能想像，每天有多少寄居蟹媽媽懷著成千上萬顆的卵，爬下山，穿越旅客機車呼囂而過的馬路，走向沙灘，越過潮間帶，將卵輕柔的浸入海中，等待蟹寶寶孵出，回到山上找媽媽。或是，你能想像，綠島珊瑚礁海域裡，有個稱做「大香菇」的珊瑚礁，是太平洋熱帶海域中少見的奇景。這是綠島，不論政治犯有沒有來過島上，螃蟹、魚、蛇、梅花鹿仍舊為牠們短暫的一生努力繁殖、忙碌著。生命的秩序繫在生物的循環鏈上，是國民黨政權撼動不了的天命。這也是綠島，那個自然的、海洋的綠島。
然而，島嶼上的人們因為受難者的出現，逐步改變了生活的景況。他們開始學會農耕，米飯逐漸取代蕃薯成為主食；孩子透過政治犯的課後輔導，一個一個考取台灣本島的中學校，持續升學，成為公務員或老師。甚至，因著鼓勵觀光的政策，如今島上的摩托車比島嶼實際居住人口還多。到了夜晚，轟轟作響的引擎聲與年輕人的嘻笑掩蓋了海浪的喊叫與蟲鳴。這還是綠島，生活的、人群的綠島。
遺憾的是，逐步開發的綠島卻始終趕不上台灣本島的腳步；也始終無法於那個航運不發達的年代緊密聯繫政治犯與家鄉的一切。陳孟和前輩在憶起剛從火燒島回到台灣本島的期待，「看到鐵軌，會掉眼淚。」（註2）那是巨大寂寞下的近鄉情怯。在工作坊中與學員愉快對談的高雄受難者長輩張大邦先生，纖細的軀體襯出他已屆80卻仍深具日本紳士風格的高雅氣質。難以想像，在對談會中笑得如此開懷的張桑，是個長期心疼妻兒，選擇將苦往肚裡吞，寧願憂鬱也不願向妻兒傾吐半點過往的長輩。在行程最後的午餐會上，張桑特意走向我，與我愉快閒聊。他緊握著我的手，說謝謝有我們這些年輕人，讓他感覺很是開懷。我將左手覆在緊握住我的，他那溫暖的手掌背上，貼近他略顯耳背的左耳旁，大聲的說：「がんばってください!我也要謝謝你喔！」張桑看著我笑了，點點頭。那一刻，我儘可能壓抑住淚水盡往眼眶裡跑的衝動，偷偷吸了口氣，不讓淚水竄出眼角。這是張大邦老先生的寂寞，深愛家庭而獨自承受的哀愁。
從新生訓導處到綠洲山莊，高牆阻擋不了政治犯與家屬間的思念，卻就此隔絕政治犯「經驗台灣」的機會。與一般認知差異甚大的，在五O年代的政治受難者中，高達四成的比例是戰後來台的外省籍住民。
胡子丹，1929年生於中國安徽蕪湖。在紛亂的內戰時期，胡子丹加入國府海軍，本來，胡子丹打著算盤在這次任務結束後，便與住在上海的母親、姊弟會合，隨同軍艦一同開往台灣高雄左營。時局翻臉無情，當任務出到一半，胡子丹在軍艦上收到軍事電報：「上海淪陷」。忘了是怎麼像長官報告這晴天霹靂的消息，他滿腦子的混亂，幾近瘋狂的懊惱著，為何要母親將家從蕪湖搬到上海。像是欺騙了家人一般，再也無從解釋；像是被國家掃地出門般，胡子丹與母親、姊弟就此訣別。家，沒有了地址。那年，他才20歲。
人生的玩笑總得試試自己的極限。一路跟著國民黨從軍，報國的胡子丹，卻因一封海軍同學的問候信，被認定通匪叛變，以叛亂之名判刑十年。青澀的他，甫登上左營港，台灣是圓是方都還摸不清楚，便遭遇逮捕、判決、搭上前往火燒島的船。綠島，變成他在台灣的第一個經驗。在 08年的農曆年，我與友Y一同前往胡老先生家拜年。在滾著羊肉爐的席間，幾杯黃湯下肚，胡老先生語帶甜蜜的說起綠島的種種，「綠島算是我其中一個家鄉。」在我眼裡，那股甜味帶著一絲酸楚。如果不是生命的造弄，上海會是胡子丹永遠的家鄉。綠島或許永遠都不會有機會在他生命中露臉，駐下身影。但火燒島，卻曾經是某些政治犯永遠的家鄉與長眠地。在風聲鶴唳的戒嚴時期，政治犯將要期滿出獄時，必須有兩位保人出面作保。像胡子丹這樣，面對落地於台灣卻尚未生根便被孤立的際遇，身在孤絕的火燒島，除了政治犯，一個台灣人也不認識的他應該找誰作保？所幸，他只多待了三個月又七天，便紮紮實實的踏上台灣本島。
然而，仍有外省籍住民在綠島坐了一輩子的牢，撐不過蔣介石的死期，也撐不過解嚴那把遲來的鑰匙，便於逝世於火燒島。在當時，火燒島上所有的新生政治犯，全數編列為3個大隊，12個中隊。為了給這些死難的同胞一個名字，受難者們給他們取了個名字，叫做13中隊。現在，如果你沿著綠島監獄遺跡的圍牆邊走，一路在抵達燕子口前，會遇到一個漂亮的山丘，不時有小羚羊或是鹿在那吃草，奔跑。那便是13中隊長眠之地。值得一提的是，這樣的外省苦難並非僅限於受難者而已。在當時，有不少監獄官兵也是外省籍，他們大多也是孤伶伶的被派至火燒島值勤，逝世後，也一併歸入13中隊的土中。在世時，誰是支配者，誰是受難者已不再重要。在族群的層次上，他們都曾在這徐徐海風中忍受著寂寞，煎熬著無期的歸鄉之苦。
交錯疊合的時光：認識、理解與信任
在這趟旅程中，在握著一雙雙已屆八十，佈滿生命皺摺的雙手間，我一直將「園區的意義何在？」這疑問墊在心裡。在與來自沖繩二戰和平紀念館進行國際交流中；與台灣的受難者長輩們閒聊間，逐步隱約地梳理出一絲答案，卻仍顯得不夠清晰。
此次來台參訪的三位沖繩和平祇念館、美術館館長中，有一位深深吸引著我的目光。她是「沖繩姬百合和平祈念資料館」的館長，宮良女士。84歲，嬌小的身軀，穿著整齊體面，眼眸間仍有年輕時念護理學校時的清澈、執拗。二次大戰打到最後，日本選擇以沖繩島作為太平洋戰爭的最後一役。沖繩島與綠島有著相似的自然風貌，以珊瑚礁岩為主的島嶼，自然有許多岩洞可供戰時防空使用。然而，沖繩人民卻無法如綠島居民一樣遺世獨立，安居樂業。戰時，日本年輕女子幾乎全數被動員上後線防備。來自「沖繩師範學校女子部」及「沖繩縣立第一高等女學校」兩所學校的女孩們，於1945年3月23日被派至南風原陸軍醫院，擔任護理工作。眼見前線節節敗退，日軍在逐步後退的同時，國家卻不允許女孩們組成的護理軍投降，一場屬於大日本帝國國體的戰役，造成219位沖繩師生香消玉殞。大江健三郎在《沖繩札記》中，以他一生的主題貫穿全書：所謂「日本」這個近代國家是如何成立的？它果真強大嗎？近代化的結果讓它在（世界），特別是在近鄰諸國中居於怎樣的存在？日本人真正吸取了戰敗的悲慘教訓了嗎？面對長期獨立的琉球國家，在近代被日本國迅速納入地圖的過程間，卻一直以邊陲、犧牲的角色，獨自祈念島嶼的命運。大江健三郎選擇以「憤怒於死者的憤怒而哀悼」面對戰爭的死難冤魂；沖繩女子們用她們獨有的堅毅，重述這段歷史。由宮良女士所領軍的「姬百合同窗會」擇於1982年開始籌建「姬百合和平祈念館」。從1989年開館那天起，「姬百合」未曾接受過中央政府的補助，一切全靠營運收與私人補助。在曾被血染紅的珊瑚島嶼，這些早已變成老婆婆的女學生們，依然如姬百合般以雪白的心意，明志紀念死難同胞，緊擁和平的意念。
曾於戰時被壓在屍體下三天的宮良女士，挺著不堪久立的腰部，用誠摯的面容，緊握住每一雙執握著她的手。在那場對談會裡，我感受到內心如幫浦一般大力的拍打著。這是多麼歷史性的一刻。於戰後65年的炎熱夏日，因為日本的近代化崛起而被納入統治的沖繩女子與曾被日本殖民的台灣男子，各自承載著於亂世下的磨難，挺著意志，於65年的今天，為了「人權」，為了「和平」；幾位白髮蒼蒼的阿公阿嬤們，坐在一起，依舊高雅，用日語討論著戰爭如何避免，和平如何堅持的嚴肅課題。我想起旅程第二天在「獨居房」遇到的年輕旅客，男孩大聲的與女孩嚷嚷著：「這裡頭還可以再塞七個人，在獨居房裡的大哥也太爽了點！」我有些惱怒的，轉身嚴肅的對這些青春提醒受難者生命的姿態與囚禁所帶來的精神磨難。反望那幾雙轉趨靜默的雙眼，我無從確認他們是否開始瞭解這棟八卦樓或是獨居房曾經剝奪了誰的青春；誰的丈夫；誰的父親，更直接的，誰的求生意志。
在會議的最後，我上前握住宮良女士溫暖的雙手。她的打扮、笑容都讓我想起接受日本教育的外婆，那麼溫暖，那麼貼近。我擠出肚子裡殘餘的日語詞彙，輕聲的說：「ありがとう。」（謝謝）宮良女士用力的搖了搖彼此交握的手，用日本女性獨有的溫柔語調，向我回禮。從未踏上沖繩島嶼的我，可以預想，等到踏上島嶼的那天，湛藍的海域一定會像綠島一樣，多了份歷史面紗，有關人為和平搏鬥的獨立姿態。
此次工作坊，有些像是這兩年從事白色恐怖研究後的沈澱之旅。帶著曾經於家屬臉龐目睹的眼淚、憤怒與不解，我走向島嶼，再一次的感受拂在臉上的海風帶來了誰的眼淚，帶走了誰的寂寞，或又喚醒了誰的遺憾。對園區的展覽，囚禁資歷累積於新生訓導處、泰源監獄與綠洲山莊受難長輩盧慶秀，認為展區做得十足完善，他擔心著，會不會有年輕人無法對「受難」感同身受。而我，卻望著張大邦先生的妹妹，心想著，火燒島的囚禁有形的揭露了受難者的身行苦痛；然而，我們要如何從園區的展示或說明中，點出台灣社會更像是坐大監獄般，囚禁著每個想為政局努力的意志，懸吊著柏楊筆下的母親的心。那是個信奉沈默，為恐懼所籠罩的時代。年輕一代的我們，早已習慣為了憤怒走上街頭，恣意發聲的日子。然而，「人權」或是「正義」應該怎麼寫，怎麼實踐，卻讓人感到窒息難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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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大隊展示，文字由受難者歐陽劍華書寫。 |
「受難」所指涉的，是受到不平等，幾近超越折磨的待遇。我在火燒島繽紛的珊瑚礁岸旁遇見了國民黨政權的思想標語，那是唯一被允許的道路；在景美人權園區，我耳聞了戒嚴時代的軍法是如何凌駕於一般刑法之上，那是不允許被挑戰的蠻橫。歷史對先行者們開了個玩笑，在時空下有限的想像裡，受難者實踐了他們的政治理念，有人為了理想入獄，有人卻落得冤、假、錯案。在風聲鶴唳的一九五O年代，台灣社會共同承受了源自威權政體的壓迫。每個燈火通明，被禁忌包覆的家戶內，我們的祖父母默默的承受著社會的不自由，卻也無形成為了共犯結構的一員。隔絕了火燒島的哀嘆，孤立了家屬的無援。園區的展示，揭示了政治受難者的苦痛；同時蘊藏了一個聲音：「人權」或是「正義」不應與「政治抉擇」置放在同一個層次討論。不論長輩們是否真有參與地下黨組織，那些流過的血與傷痕卻都深刻的滲入綠島的土壤，牢房門把的鏽跡。我相信白色恐怖的人權工作必須關注於認識受難者（who），並理解受難者的政治思路曲折。在這之下，尚有個更為堅固的基礎深植於土壤之中，做為人的基本權利。如同提倡言論自由的法國啟蒙時代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所言：「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原文：Je ne suis pas d'accord avec ce que vous dites, mais je me battrai jusqu'à la mort pour que vous ayez le droit de le dire）。」那是每個生命從母親肚裡呱呱落地便有的權利，並不專屬於誰。
結語：它是事實，不是故事
「我相信你說的。」這是2008年1月第一次與胡子丹先生見面後，我給予他的回應。那是生命中第一次放下對外省人的成見，我打開耳朵傾聽一個老長輩細數生命的遭遇。時常，望著長輩們含著羞怯笑意的雙眼，胸口不時揚起胡老先生的開場白：「妳，相信我說的嗎？」
在颱風即將來襲的太平洋上，回程的船劇烈搖擺，船艙內的嘔吐聲四起。我看了看坐在C身旁的郭桑，一貫的戴著墨鏡，神色自若的隨船晃動，像在母親的搖籃裡一般。我閉上眼，放鬆肩膀，模仿起郭桑隨著浪的幅度自在擺動。期待著，會有越來越多的腳印，在園區交會；攀爬自然的美景綠島，歷史的火燒島。
【註1】蔡焜霖，1930年12月生於台中清水。台中洲立第一中學校學生（今台中一中），日本名為：莆田郁範。1950年因受數學教師王漢章推薦參與讀書會遭遇逮捕，刑期十年。其間歷經父親蔡梅芳過於憂憤自盡，家屬擔憂影響到蔡焜霖情緒，直到1960年出獄後，始告知父親辭世悲劇。出獄後的人生，多為乖舛。但蔡焜霖生性積極，半工半讀完成淡江法語系夜間部課程。並於之後承辦雜誌、擔任廣告公司副董事長。詳細介紹，可見：http://blog.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8367423.html
【註2】陳孟和，1930年生於台北，涉「台灣省工委會學術研究會」案，1948年12月、1952/1/3兩度被捕，當時為師範學院學生，1952/4/26以「參加叛亂之組織」判刑15年。綠島人權園區新生訓導處目前的模型全仰賴陳孟和出獄後靠記憶，按照比例一筆一畫描繪出的鳥瞰圖。陳目前為台灣重要的政治受難藝術家。
【註3】陳深景，因秘密參與海外獨盟秘密成員，於1974年的5月12日遭到國民黨政權逮捕。陳深景在調查局及警備總部前後三個多月接受偵訊期間，遭到嚴酷的刑求，被拔掉五顆牙齒，因苦刑而依照特務的意思寫下自白書，1974年8月以叛亂罪起訴。目前，陳深景是台灣重要的爵士樂手。已出版專輯《關不住的歌聲》等作品，並透過音樂積極為了台灣人權而努力奔走。
於 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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