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腳印相疊
2010-09-08
—My Historical Journey on Green Island（上篇）
文‧圖／蕭伶伃
楔子
說來有些厚臉皮，我是一心要踏上這段旅程的。
透過對主辦單位的軟硬兼施，我如願以償的以「工作人員」身份，前往火燒島，一路邊學邊做。然而，這並不是我第一次踏上火燒島的珊瑚海岸。
▲園區門口，熟悉的石階。攝於2010/8/29。
那是2005年盛夏，我與大學同班同學進行為期一週間的東岸畢業旅行。綠島是我們的最後一站。在那個夏日旅程，綠島是觀光的、珊瑚礁的，以及夜遊的。我是個稱職的旅客，在夜晚騎乘機車繞島一周，騷擾竹節蟲；夜訪梅花鹿；品嚐海藻冰；寫幾張明信片，無一不缺。與「歷史的」綠島唯一一次的交會時刻僅在夜遊的終點，民宿老闆於「新生訓導處」遺址門口，與我們三三兩兩坐在石階上，面向夜晚仍發出浪潮拍打聲的海岸，說著那些不知名的鬼故事。同行女孩嚇得緊握住男孩的手。我望向海岸上的珊瑚岩壁，問起老闆那塊像座拱門的礁岩叫甚麼名字？老闆應聲：「那是象鼻。」它還有個感傷的暱稱，叫做「鬼門關」，是政治犯前往綠洲山莊的必經之路。對政治犯來說，頹喪的來到火燒島，不知歸期何時的日子過於艱苦。在那段彷若有去無回的日子裡，火燒島像是鬼門關外的另一個人間—是囚禁，也是新生。
牽著朋友的手，緩慢地在黑夜中穿越鬼門關。帶著有些虔敬的情緒，我嘗試感受半個世紀前的政治犯們，是不是也和我聽著一樣的浪濤聲。那時的我，並未料想到，火燒島之於我的意義會多過於那晚的感受。
他的執拗與哀愁，她的堅毅與淚水
時序拉到五年後的盛夏，船搖搖晃晃的駛入綠島南寮港口。我有些昏沈的坐上園區工作人員W的休旅車，隨同工作團隊一起進入「綠島人權園區」（以下簡稱園區）。 傍晚五點，太陽還倔強的不肯低頭。下車，我望向左手邊的海岸，心裡小小聲的說了聲：「嗨。」一樣的綠洲山莊石塊，一樣的鬼門關；但我已不再是當年海邊那個帶著一知半解的感傷，和朋友嘻笑走過鬼門關的青春女孩。五年來，我大學畢業；進入清大社會所，完成了一本以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為主的碩士論文；沈浸在受難回憶錄、訪談稿近一年半的時間。腦海中火燒島的蔚藍海岸，疊上了家屬的眼淚，疊上了老照片中受難者清瘦，打著赤膊的身影。
思緒漫步至此，提早工作團兩天到的郭振純老先生也現身在園區教室內。1925年生於台南市的郭桑，存有與生俱來不肯服輸的硬漢性格。曾於太平洋戰爭以軍官身分隨軍到南洋作戰的他，本以為戰後的台灣會隨著「光復」而擁有自己的主體性。與之相反的，民不聊生的社會及其之後的二二八事件激起了郭桑前往中國一探究竟的念頭。目睹當時正處於國共內戰的中國，郭桑下了個決定—回到台灣，要搞革命，台灣要走出自己的路。然而，因為地下活動終究被國民黨政權破壞，受到牽連的郭桑於1953年遭到逮捕，歷經各式慘痛刑求，本以「二條一」唯一死刑判決，卻一直沒有被執行。一路到了火燒島。期間，曾參與泰源監獄事件。直到1975年蔣介石逝世，以特赦名義走出火燒島。
即使命運如此乖舛，郭桑的反骨仍舊執拗。曾在一次台北街頭的大遊行，我於隊伍中看到高大的郭桑手中執著與他一般高的旗子，不停揮舞。旗幟上寫著：「五十年代受難者平反促進會」；大旗幟下方還掛著一張小小的台灣旗。那天，我有些激動的上前與郭桑握手，在擦身之後的人群中，我仍不時回頭，望向在定點處不曾停下建國腳步的他。如今眼前這位依舊英挺的歐里桑，戴著墨鏡，鏡片上還閃爍著台灣的島嶼圖像。郭桑的神情，得意非凡。像個小粉絲般，我趨前向郭桑自我介紹。在五年前那個說鬼故事的石階上，我指著暮色下的鬼門關，跟郭桑聊起了剛剛的思緒。郭桑用閩南語告訴我，那樣的故事在難友中並不少見。他頓了頓，緩緩說起五十年代一個政治犯妻子的抉擇。
那是「新生訓導處」剛成立不久，火燒島甫矇上戰後的第一層監獄面紗的日子。一位牽手，撐著長途顛波的旅程來到火燒島，只為與尫婿面會上一時半刻。鬼門關後，是有去無回的路，見到牽手的受難者，不忍牽手承受這般艱苦，心一橫向妻子開口提了離婚。不肯答應的牽手，在步出新生訓導處後，沿著島嶼的輪廓蹣跚步履。在走到中寮時，她離開海岸線，沒入湛藍的海水，再也沒有起來過。「如果不知歸期何時，不忍我如此艱苦；那我就在這片海水，永遠守護島上的你。」不願人生走向殊途，為人牽手的她用女人獨有的體貼，擁抱島嶼上遭到囚禁的夫婿。
▲郭振純先生與千風之歌百合花。
往後的三天課程中，郭桑在一次對談會與所有學員分享了這則故事。那時，拿著麥克風的手顫抖著，驕傲的台灣墨鏡下的眼眶溢滿淚水。堅毅如此的郭桑，說起難友的往事，幕幕椎心。仿若一切，又回到了五十年前的那片海水。（待續…）
於 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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